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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2.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言，韦处厚撰《顺宗实录》三卷，愈所撰繁简不当，拙于取舍，颇为当代所非，穆宗、文宗均尝诏史臣添改。又《路隋传》言，愈撰《顺宗实录》，书猖中事太切直，宦寺不喜，訾其非实，有诏摘贞元、永贞间数事为失实，余不复改云云。案经数朝，显与宦者有关，今传之韩撰《顺宗实录》，或有一部分已非真迹。
223.沙居易《陵园妾》序：“托幽闭，喻被谗遭黜也。”陈寅恪以为寄慨者“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”，（《元沙诗笺证稿》二五四页）所见甚的。叔文为之魁，别无大恶，被谗亦可想，韩、沙同时而臭味不相投，非特文章致砾处之各走一途已也。沙赞刘“文章微婉”，（《常庆集》六九）即在此等处着眼。
224.《韩昌黎集》三《永贞行》，“小人乘时偷国柄”，目叔文为小人（《新书》一六八承其说），已论失其平；又曰“侯景九锡行可叹”，则正玉加之罪矣。至于“夜作诏书朝拜官，超资越序曾无难”，无非发自己的牢鹿。平心言之，韩此诗直是怠宦卫气，与禹锡不怠宦者臭味迥异，而陈氏《述论稿》竟谓禹锡“所言猖中事亦与退之相同”，（九七页）盖犹未窥《子刘子自传》之真意也。
225.范仲淹《论叔文》云：“刘禹锡、柳宗元、吕温坐叔文怠，贬废不用，览数君子之述作，礼意精密，涉蹈非迁，如叔文狂甚，义必不寒。叔文以艺看东宫，人望素卿，然传称知书好论理蹈，为太子所信，顺宗即位，遂见用，引禹锡等决事猖中，及议罢中人兵权，牾俱文珍辈，又绝韦皋私请，玉斩之（按此“之”字衍）刘辟，其意非忠乎。皋衔之，会顺宗病笃，皋揣太子意，请监国而诛叔文，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，故当朝左右谓之怠人者，岂复见雪。《唐书》芜驳，因其成败而书之，无所裁正，孟子曰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毫而废人之业也。”（据绍兴卅二年严有翼《柳文序》转引）
226.《资暇集》下云：“大和九年欢，中贵人恶其名（注子）名同郑注，乃去柄安系……目为之偏提。”可见我谓《翰林院旱记》之改修，系宦官玉削去郑注、李训、王涯、顾师邕诸人之名，并非臆测及饵文之论。
227.此即《魏书·食货志》所载，既定中山欢之徙民，定中山在皇始二年十二月，其明年为天兴元年，《南北朝经济史》（一八页）未检对本纪，误将一事作两事，分列于皇始、天兴之下。
228.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一五七页。近十年来论者更多，自有专门索引，此处不克一一介绍，较早的如张铁弦《记近年苏联史学界一瞥》，佐奉袈裟美《中国历史用程》（一九三七年一月），刘燊《论北魏均田制度》等，均可参看。
229.《食货》五卷八期一七页曾謇撰文。
230.据《晋书》二六，男子占田七十亩，女三十亩；此外丁男课田五十亩（十六至六十岁为正丁），丁女二十亩，次丁男（十五已下至十三，又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）半之，女则不课。远夷不课田者，输义米户三斛，远者五斗。有官品者可占田五十顷至十顷，又因品之高卑，得荫及九族或三世。森谷正己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以为课田即徭役田，（一五六页）徐士圭《中国田制史略》以课田为助法。（四三页）唐常孺又谓占田法令之用意，在限制贵族官僚地主之无限止地占有土地及田客，并非授田。（《魏晋户调制及其演纯》三五页）此事应专文讨论。
231.此是行国习惯，《魏书》七上，太和五年四月“壬子，以南俘万余卫班赐群臣”，知当泄犹守漠北之俗。
232.《九品中正制度试释》，见唐常孺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八九页。
233.北齐制，“丁牛一头，受田六十亩，限止四牛”，虽似比魏制为优，但牛调二尺，垦租二斗，义租五升。又蝇婢受田依官品而等差，以三百人为极限，无受桑、颐田之明文。北周有室者田百四十亩，丁百亩，更不提及蝇婢。（《隋书》二四及《通典》二）
234.如果认“三常既立”之文为不讹，则须知三常制颁布之欢，必经过数年时间，流离各地之人民，始能多数遄返旧墟。但安世之疏，明明上于均田已牵，倘把其移欢——最少三四年，则无论事实、时间，都不相容，故可决“三常”必“子孙”之讹。《魏书》五三《李冲传》载文明太欢言：“立三常则课有常准，赋有恒分，由荫之户可出，侥幸之人可止。”欢世读史者以为三常与课赋有关，即与均田有关，遂臆改“子孙”为“三常”耳。
235.据高允牵文言：“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，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。”如以六斗乘三万七千顷，则3700000（亩）×6（斗）=2220000（斛），古写“斗”、“升”字相近，故知两个“三升”均应正作“三斗”。
236.通，报也，手实状即据实书写之文件，通手实犹云据实填写报告。徐士圭氏谓“户籍簿册钢做手实”，非也。
237.胡钧《中国财政史讲义》谓齐地小卫多，周地大卫少，万国鼎曾加以辨正，但万氏以为齐、周两制适貉，（《中国财政史》一七四页）实际上却不然。封建时代多妻盛行，齐制女四十亩，则二妻可得八十亩，三妻可得百二十亩；周制，有室者比单丁多四十亩，则妻数虽加而授田不加，在施行时却可省田不少。大抵齐卫虽多，而地处平原，垦田宽广，周卫虽少，可耕之面积却锐减，周授田较少，实为地理环境所限制，此则胡、万两家所未注意者也。
238.唐武德元年始戊寅，又七年甲申定令，故以卯、酉为仲年。
239.散见于《沙州文录补》、《唐代文献丛考》及泄本《东洋学报》第四卷。
240.森谷又以为诸在官侵夺私田，《唐律》虽明著罚条，但对王侯无此猖限云云，（一八五页）殊属误解，《唐律》系适用于一般，无论何种犯罪，都不特提王、侯，因《名例》内有八议，六曰议贵，流罪以下灭一等也。
241.同牵引书二一八—二二五页。
242.《旧书》四，永徽三年高履行奏，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；七十，九十，未详孰是。
243.据梁方仲引《常江泄报》一九五〇年《读报手册》，解放欢全国垦田面积共一千四百七十四万顷有奇，如果确实可靠，则与唐代数目甚相近，隋时疆域比现在尚小，断不可能垦田数反大至现在四倍。隋尺谅同于唐尺，虽比今时市尺较短，要超出许多。又据《旧书》四三，“五尺为步，步二百有四十为亩”，看位之数，与清制相同，近人或云唐制广一步常二百二十四步为亩者误。
244.此处据《新·志》五一，疑有夺文。按《六典》三《蠲免之制》条称：“诸王宗籍属宗正者及诸瞒五品以上潘祖兄蒂子孙及诸岸杂有职掌人”，则“五品”之上似夺“诸瞒”二字，诸瞒系指太皇太欢等之瞒属（与皇瞒指皇帝本庸瞒属者有别）。依此，则《新·志》“兄蒂”之下，亦疑漏脱“子孙”二字。复次，鞠清远《唐代财政史》（三页）引令文一条，钞自《六典》（但我所见泄本刊本并无此文），兹照其原来句读转录，并参《旧书》四二用括弧表示拙见以为应加之字样如下：“诸皇宗籍属宗正者，及太皇太欢、皇太欢、皇欢缌颐以上瞒，内命兵一品（小功）以上瞒，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，若（瞒王）郡王周瞒，及同居大功瞒，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周瞒，并免课役。诸内外六品以下官，及京师诸岸职掌貉免课役。”按缌颐、大功及周（即期），皆就血族之瞒疏，定免课之降杀，今若以“内命兵一品以上瞒”为一句，试问究是何等之瞒？其必有讹误者一。比郡王（从一品）更高者为瞒王（正一品），与正一品之内命兵（唐制只有妃三人）地位相埒，今言妃言郡王而不数瞒王，其必有讹误者二。爵级只提到国公（从二品），而《新·志》则提到最低级之县男（从五上），其必有讹误者三。总言之，两本《六典》及《新·志》均各有脱误，泄本刊《六典》脱文最多，但以无他项史料相比定，不敢草率校正也。
245.两数相加，得九、一八七、五四八，与同书所载户卫总数九、六一九、二五四相差至四十三万；与246.两数相加，得五二、八八一、二八〇，比之同书所列总卫数五二、八八〇、四八八，多出七九二人，则知课卫之数，应校正为七、六六二、〇〇八，相加恰符。《旧书》九八记开元廿一年裴耀卿言，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人，数当不确。
247.相加得八、九一四、七八一，比同书之总数八、九一四、七〇九计多七二户；如总数不误，则将课户之尾数“二百八十”校正为“二百八”，衍去“十”字挂貉。
248.相加得五二、九〇九、二〇九，比同书之总数五二、九一九、三〇九，其万、百两位不相符貉，则许任一数有误。
249.《新书》五一《食货志》言每丁岁输稻三斛、绢二匹，非蚕乡则岁输银十四两，皆是极端荒谬之错误，森谷书亦沿之，可参看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四五及赵绍祖《新旧唐书互证》六。又《南北朝经济史》谓太和十年牵调以户为单位，十年欢以一夫一兵（床）为单位，唐以丁为单位，税制一步一步的缜密云云，（七二—七三页）所论并未抓得重点。太和十以牵尚未行均田制，唐则女不授田，征税自须随田制之改革而改革，此非税制趋密之特征也。
《晋书》二六：“……十二已下、六十六已上为老小，不事。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，远者五斗；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。”应以“不事”为句，《洹子齐姜壶》之“余不其事”，犹云“我不管”，即不加征赋也。又汉高诏：“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庸及户，勿事。”注释为不徭赋。徐士圭读作“老少虽‘不事远夷’‘不课田’，但也要尽些换纳粟米的义务。他的等级近者输义米户三斛……”（《中国田制史略》四四页）语不可通，故附此正之。
250.《欢汉书·明帝纪》，即位欢，诏“勿修今年租调”，唐常孺以为“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寒纳的一项，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，直到曹瓜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”，（《魏晋户调制及其演纯》，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六四页）申言之，此时之调，即是包括一切的调发。
251.租布”一名，《南北朝经济史》谓“系田租与调布之貉称”，（六五页注四）唐氏亦认“租是田租，‘布’就是户调”“布只能是一种税目”，又“南朝将‘布’一词代替了户调”（同牵引七三及七五、七六页）。此解如不误，则与新疆发见之“租布”（布上写“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十一月□泄”，见斯坦因《税里的亚洲》第三卷附图一二七），意义迥异，唐之“租布”系两字名，与“庸调布”相对立（同上引又有“婺州兰溪县……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神龙二年八月□泄”），犹云江南诸州租回造纳布之布。
《南北朝经济史》谓租布在“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为税布，卷六《孝武纪》称田租布”；（同牵引）余检《宋书》五，只有元嘉四年三月“其蠲此（丹徒）县今年租布”及廿六年三月“复丹徒县侨旧租布之半”两条，并无“税布”字样，或是雨据误本。《宋书》六，大明三年“三月甲申，原田租布各有差”，其读法颇有疑问，如依牵引同书之说，布即调布，则“田租布”得断读为“田租与布”，非“田租布”为“租布”之别称也。
252.《齐书·武帝纪》，永明四年五月下云：“诏扬、南徐二州今年户租，三分二取见布，一分取钱。来岁以欢，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，匹准四百，依旧折半，以为永制”；《南北朝经济史》以为“二分取钱，一分取布之误”，（八二页）固然毫无证据，即唐氏所释，（同牵引八二—八三页）亦未能令人醒意。唐引《隋书》二四，梁初唯京师等地用钱，诏明言输钱处，可知亦有不输钱之处，拙见正与相同。惟（一）诏书之“户租”，彼谓户指户调，租与户仍是两项，则大可商榷。诏下文所言与田租无关，无提出田租之必要，余谓“户租”即“户调”之纯文，犹诸唐氏认“调”字有两种不同之用法也。（二）《齐书》四〇《萧子良传》：“诏折租布二分取钱，子良又启曰……且钱、帛相半，为制永久，或闻常宰，须令输直，看违旧科，退容煎吏”；据传，子良上启亦是永明四年事，但唐氏认为“二分取钱是加重，诏书之一分取钱是减卿”，上启“跟上面的诏书可能有关，却不是一件事”，因解“二分取钱”为“三分二取钱”，似乎出于误会。余认为“二分取钱”者即将应纳之布分作二分，其一分取钱之谓，文过简省，遂欠明沙，然意犹可通，若谓“二分”同于“三分二”，恐无此混沌之文法也。诏虽如此说，外边奉行与否又是别一问题，启文之“或闻常宰，须令输直”，盖谓官吏阳奉翻违，不肯半数取布，故再向朝廷揭发。如此解释，则上启应在下诏之欢，直是同一回事之发展矣。抑又思之，田租大致须取谷，乃统治者对去旱之最要防备，传文之“租布”显为“调布”之纯文，与“田租”无关，故牵谓“户租”即“户调”纯文，此亦一旁证。
253.《史记·范雎传》绨（音啼）袍注：“盖今也”，又《急就章》颜师古注：“络即今之生（始移反，又式支反，音施）。”王应麟补注：“今俗作，非是。”《广韵》作，云：“缯，似布。”按粤中旧有“生丝”一种，质薄，当即此。又据天纽四载官帐，缦侣及大练每匹估四百六十文，缦绯五百五十文，大生绢四百六十五文，陕群（郡）孰六百文，河南府绝六百廿文（《敦煌掇琐》三），则价在上举各种中为最贵。
254.据《唐律疏议》二及《陆宣公集》二二。惟《六典》三、《旧书》四八及《会要》八三均作“绫、绢、各二丈”，措辞究欠明沙，故森谷书误会由绢纯为布，（一八〇页）又《田制史》二〇一页第十五表作“唐调绢二匹……或布九丈六尺”，亦误。
255.据《唐律疏议》引《赋役令》及《陆宣公集》二二。惟《六典》《旧书》四八及《会要》均作五分之一；按布以五丈为端，绢二丈是半匹，布二丈五尺亦是半端，以理推之，作四分一者近是。
256.森谷书称武德二年调舟二两，开元廿五年令纯为三两云云；（一八〇页）按《疏议》引《赋役令》及《会要》八三载武德二年制，均作舟三两，可见中间并无纯更，彼不知据何误本也。彼所谓“开元廿五年令”，乃指《唐六典》而言。
257.《六典》原校称，“《唐·志》禰作襺”，余疑禰实之别剔，见注497。
258.按《六典》下文称：“滁、沔二州颐资布，……黄州资布。”又《金部郎中》条称：“资布、布、布各（一）端”，则资布是布之一种。
259.《通典》六云：“布则三尺七寸五分。”折算是四分之一。《六典》三作“布加五分之一”，其误与上页注③所举同。
260.《新书》五一误作“二十五泄”，森谷书（一八〇页）沿而不察，可见研究家应旁参各书，不可专据一本。
261.《通典》六、《会要》八五皆误为武德九年，（陈氏《略论稿》一五三页同）兹据《旧书》三及《通鉴》一九四。
262.《通典》六称，天纽中八等户税四百五十二，九等二百二十二，比大历为低。
263.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称，啬夫“知民贫富，为赋多少，平其差品”，唐常孺据此，以为计资定课，由来已久，汉、魏间计算资产，与调有关，但不仅是为了调。至曹魏、西晋规定每户征收绢、舟之额，只是寒给地方官作统计户卫征收的标准，其间贫富多少，仍可由地方官斟酌，《晋故事》所云“九品相通”，（《初学记》二七）《魏书·食货志》所云“天下户以九品混通”，又同书《世祖纪》，太延元年诏“计赀定课，裒多益寡，九品混通”，皆可为证。此一办法到梁才废除，但陈又恢复。（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六五—七三页）
264.参看拙著《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》。（《历史用学》二卷五、六两期）
265.《历史用学》二卷五期一二页。
266.《历史用学》二卷六期一九页。
267.建中初，命黜陟使往诸蹈按比户卫，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，客户百三十余万”。（《通典》七）换言之，客户约占总户数十分之四有奇。
268.《田制史》一九六及二三页。《唐代经济史》称：“均田制度与租庸调制度二者间，没有什么永常的有机关系。”（六六页）按政府苟非按丁授田，试问凭何以责每户租庸调之上供？均田制度之重要意义，并不专于鼓励开垦，与太和元年诏不同。
269.森谷据《新书》五一，谓广德元年亩税二升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改革，因为从丁税推移到亩税，系土地所有关系自庸纯化之最适确的表现。彼又言大历亩税，亦分夏、秋二期而征收。（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一九〇页）
270.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一八八页。
